來源：財新網

      摘要：在中央銀行引導非銀行支付回歸本源的大目標下，建設網聯平臺就不僅僅是解決非銀行支付機構與銀行多頭連接的問題，還能將網聯平臺的建設整合、轉換為國家支付體系的巨大優勢，這是有著重大戰略意義的。

      一、支付體系穩定是金融穩定的前提與基礎

      金融穩定被認為是一種金融體系能夠承受沖擊的條件，即不存在對儲蓄用于投資機會的分配以及對經濟中的支付過程產生損害的積聚過程。金融穩定也被定義為“能夠有效發揮其關鍵功能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宏觀經濟健康運行，貨幣和財政政策穩健有效，金融生態環境不斷改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能夠發揮資源配置、風險管理、支付結算等關鍵功能，而且在受到外部因素沖擊時，金融體系整體上仍然能夠平穩運行”。

      支付體系作為貨幣資金轉移機制及其相關要素的總和，其安全高效運行對金融體系的穩定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國際支付結算體系委員會（CPSS）認為金融穩定中“支付體系穩定”是指，在該體系中由系統使用者或者系統本身所傳播的或發散的沖擊并不會使代理人使用的支付工具和手段進行交易的能力受到削弱。比如，使系統使用者發散的沖擊包括：參與者破產、參與者發生流動性短缺，單個銀行的運行出現問題；系統使用者傳播的沖擊包括：生產能力、偏好、政府支出異常，從而導致參與者生產能力和流動性持有的改變；系統本身的沖擊主要指導致系統暫時關閉的運行問題。零售支付體系的不穩定甚至風險暴露會使消費者的消費無法正常進行，這是（零售）支付體系不同于金融體系中其他方面的一個重要區別。

      眾所周知，影響支付體系穩定的風險主要有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法律風險、系統運行風險（包括操作與技術風險）、系統性風險等。進一步，支付體系穩定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主要體現在，由于某種風險的發生，使得支付鏈條被迫中斷，并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造成大面積的支付體系風險甚至流動性危機，最終影響到金融體系穩定。

      殷鑒不遠，爆發于2007年上半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于2008年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支付體系的不健康，不穩定是重要誘因之一：場外金融工具衍生品交易市場由于沒有完備的支付結算基礎設施與合理的制度設計，且信息不透明、監管有缺位，導致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不斷累積，最終形成了系統性支付風險，引發次貸危機，又通過財政金融體系的傳導釀成系統性金融危機。

      因此，國際金融危機后，G20領導人要求應通過中央對手方進行金融產品清算，支付結算體系委員會和國際證監會組織也在其發布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中明確，集中清算可以更加有效地管理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風險，要求“中央銀行應當有權力和資源有效履行管理、監管和監督金融基礎設施的職責”。可見，理論與歷史教訓都告訴我們，支付體系穩定與金融穩定息息相關，支付體系穩定是金融穩定的前提和基礎。

      二、中國非銀行支付風險成為支付體系不穩定的溫床

      近幾年，超過20個主要國家中央銀行及監管部門鼓勵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非銀行支付技術與行業發展的管制日益放松，催生了非銀行支付的大發展、大繁榮，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非銀行支付系統的支付清算速度與效率普遍超過銀行支付系統，但往往忽視支付的安全性，并由此產生了不少金融風險與社會問題。

      具體到中國，在中微觀層面，中國支付機構采用典型的代理清算模式，115家從事網絡支付業務的支付機構分別與上百家銀行系統連接，多頭開立賬戶，運維成本高，資源浪費嚴重；支付交易信息碎片化嚴重，游離于監管之外，接口標準和安全規范不統一，系統性風險隱患較大；客戶備付金分散存放，容易引發挪用、詐騙等風險；一些支付機構基于客戶備付金利息收入大肆開展低價傾銷、交叉補貼等不正當競爭行為；大型支付機構以高額備付金存放為利誘，提高議價能力，抬高利率中樞，加劇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以上問題均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影響行業健康發展。

      另外，雖然支付機構起步于小額支付，但最近，一些支付機構開始為地方股權交易平臺甚至無牌照的金融交易場所提供資金結算通道，介入大額、批發類支付服務，在未納入集中清算的情況下，極易引致系統性風險。在宏觀層面，中國非銀行支付體系的這種無序發展對中國支付體系穩定乃至金融穩定產生了一系列負面作用，主要體現在：

      一是客觀上使得中國支付清算體系碎片化。非銀行支付在清算領域多頭并進，與銀行支付清算競爭的純粹市場力量會“撕裂”原本完整的銀行支付體系。已有理論研究表明，其支付體系的系統封閉性與市場分割性既會增加系統性風險，也降低社會效率，還損害公眾福利。

      二是客觀上模糊了支付與清算的邊界，金融業務與金融基礎設施“混業經營”。一些互聯網巨頭則基于此發展出金融業務與金融基礎設施“混業經營” 的模式，這與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PFMI）關于清算服務中立性的要求明顯相悖。

      三是客觀上弱化了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結構與功能。支付的介質是法定貨幣，非銀行支付體系一旦形成“獨立王國”必然降低人們對銀行支付體系的使用，弱化中央銀行通過監督管理銀行支付清算設施實現法定貨幣供應量調節乃至貨幣政策目標的能力，甚至在金融風險出現時削弱公眾對于法定貨幣的信心。

      更為整體觀的視角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支付結算體系委員會（CPSS）研究認為金融鏈接在危機傳播中起到渠道作用，除了通常說的“大而不倒”的概念外，也出現“鏈接過多不能倒”的概念并得到學術界和各成員國監管部門的認同。由于非銀行支付體系中不僅有各類機構、各類業務的鏈接，還有金融基礎設施與金融業務的“混業經營”；不僅有互聯網金融與外部機構的網絡鏈接，還有其“金融生態圈”的系統復雜性。因此，互聯網金融巨頭所構建的“金融生態圈”在其獨占的金融基礎設施的作用下表現出明顯的跨機構、跨市場、跨國度的復雜的相互依賴性，風險集中與鏈接過多必然影響中國金融穩定。

      三、建設網聯促使非銀行支付回歸本源，助力支付體系穩定

      網聯清算平臺建成運行后，將推動網絡支付業務健康有序發展，實現市場整體的帕累托改進。

      一是為支付機構提供統一、公共的資金清算服務，顯著降低互聯成本，提高處理效率；

      二是有利于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促進業務創新和服務改進；

      三是為客戶備付金集中存管提供支持，切實保障廣大消費者資金安全，引導支付機構回歸本源；

      四是提高清算透明度，便利政府部門監測資金流動及相關風險，及時排查風險隱患，有利于建立健全反洗錢和反恐融資監測機制。

      在中央銀行引導非銀行支付回歸本源的大目標下，建設網聯平臺就不僅僅是解決非銀行支付機構與銀行多頭連接的問題，還能將網聯平臺的建設整合、轉換為國家支付體系的巨大優勢，這是有著重大戰略意義的。

      一是使得非銀行的支付體系由封閉性、分割性變革為開放性與整體性，能夠整體性的降低多為私人部門的非銀行支付的風險與成本，解決現有的支付體系碎片化問題，提升社會福利水平。

      二是網聯特有的分布式計算技術可水平擴展其業務處理能力，這種獨特的高效性優勢使具有成為國家快速支付體系的重要基礎設施的巨大潛力。

      三是人民銀行對網聯的絕對控股以及網聯公司治理中所有權與運營權的分離能夠方便中央銀行通過網聯引導非銀行與銀行支付體系的趨同發展，促進跨支付平臺的互操作性。

      四是以網聯平臺為抓手，通過產業協作的方式，支撐中國銀行及非銀行支付服務輻射境外支付市場，沿著“一帶一路”擴展國家快速支付能力。

      五是作為快速支付系統的網聯與公共政策目標的系統治理相結合，新時期的國家支付體系即已有雛形與進一步發展的基礎。